消除贫困是全球性难题，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国际减贫交流合作。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中方愿同非方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贫、就业等领域合作，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推动现代化惠及全体人民。”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为促进全球减贫合作走深走实，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平台。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各方凝聚共识，加快全球减贫进程。中国在2021年宣告消除千年绝对贫困，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减贫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全球南方国家唯有系统研究中国减贫实践和发展经验，才能更好将其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进而助力各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国经过艰苦努力，如期实现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中国减贫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将改革与经济增长、农村发展与工业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本投资、完善公共政策体系与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结合起来，并且在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并没有将完成这一任务视为终点，而是转向防止返贫致贫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可以说，中国的减贫经验涵盖多个方面，具有广泛参考价值。
第一，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的必要条件。中国减贫经验值得研究之处，在于减贫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减贫问题说到底是发展问题。在国家发展中，一种常见倾向是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割裂开来，仿佛选择其中之一就必然要牺牲另一个。然而在中国，消除贫困始终与发展农业、工业、贸易以及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相互联系。中国经验表明，减贫本身蕴含在发展过程中，不能脱离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能为就业创造、收入提高和公共服务投入提供支撑，当经济增长建立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机会扩大的基础之上，并将增长成果引导至相对落后的地区和群体时，经济增长本身就可以成为有力的减贫“工具”。
由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2022年共同发布的
第二，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的过程，还伴随着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要认识到，一个国家不可能仅仅依靠向扶贫项目投入资金来增加援助规模就能使近亿人口真正摆脱贫困。减贫进程与医疗、教育、预期寿命以及其他民生福祉相关指标的改善密切联系。中国不仅试图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更试图让贫困人口具备依靠自身提高收入的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仅以收入衡量的贫困或许已经消除，但“机会贫困”仍可能存在，即有劳动能力、有改变意愿，但缺少就业岗位、信息渠道或上升路径。因此，一个希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国家，就必须提升人的自身能力，包括知识、健康、技能以及获取信息等能力，也就是投资于人要实现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性投入。通过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切实提升贫困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制度建设和强大的治理能力同样重要。深刻的转型不可能仅靠一项政策举措就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便不断积累和完善各种减贫工具，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转向大规模专项扶贫开发计划，到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相结合，再到广为人知的精准扶贫方略。这一渐进过程揭示出一条经验：一个公共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并不取决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伟大的构想，而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调整政策的制度创新能力。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农村取得成效的政策，在2000年未必仍然足够有效；在工业较为发达地区行之有效的做法，也未必适用于山区和偏远地区。因此，随着贫困形态不断变化，政策工具也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
中国减贫的成功还得益于政府的有效治理。中国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通过强化中央
第四，精准有效的政策比平均分配资源更具效率。家庭致贫原因各不相同，贫困地区的发展条件也不尽相同。一个贫困家庭可能因为疾病、距离市场过远、教育水平低下、缺乏适宜耕种的土地、就业机会不足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导致收入不足。如果向所有贫困户提供完全相同的援助，就等于假定所有贫困现象都具有相同的成因和性质。然而，贫困不是只有一个诱因，致贫原因多元化、差异化普遍存在，单一政策不可能解决所有贫困问题。一个无法衡量结果、识别受益者、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政策的项目，即便拥有庞大的预算，也可能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因此，仅仅知道贫困在哪里还不够，还必须知道贫困为什么存在。这样才能实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保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中国采取了精准扶贫，做到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实现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精准扶贫以“六个精准”为基本要求，强调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并通过综合运用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就业扶贫、危房改造、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启示，在许多国家，扶贫项目之所以失败，往往是因为这些国家将全国层面的贫困现象视为同一化的社会状态。
第五，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消除绝对贫困，并不等于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它所意味的，是从应对“绝对贫困”转向应对“相对贫困”，从单纯提高收入转向提高生产能力，从关注生存转向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中国设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对脱贫地区、脱贫人口实施跟踪监测，确保支持政策不断档。同时将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条件改善与乡村全面振兴相结合，政策目标逐渐从消除贫困转向防止返贫致贫和乡村全面振兴。过渡期内，中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脱贫地区自主发展能力持续增强。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推动帮扶政策向常态化转型，确保帮扶政策始终保持总体稳定。2025年印发的
如果将视线从中国国内转向国际，就会发现，中国的减贫经验具有世界意义。减贫已经成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尤其体现在农业、粮食安全、技能培训、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验交流等方面。
中国模式可以吗？在解读中国经验时，需要警惕一个最为常见的误区，就是认为中国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的“模板”，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未必具备的独特条件：庞大的国内市场、长期积累形成的教育基础、较高的储蓄率、具有较强资源动员能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工业基础以及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具备的条件，包括教育、医疗、储蓄和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基础，也为其加快追赶发展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
实践表明，中国最值得全球南方国家借鉴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获得财政援助的国家，也许能够建造一所学校，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教师培养体系，并将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连接起来，那么其建立的便是一种发展能力；一个获得农业机械设备的国家，也许能够在一个生产季提高产量，但如果其同时拥有研发中心、灌溉体系、融资机制和营销体系，那么构建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发展中国家今天面对的不再只是单纯的资源不足问题，还面临着如何将技术、贸易、能源、数据和基础设施转化为惠及广大民众的发展机会。中国经验的价值并不在于让全球南方国家机械地照搬，而在于帮助这些国家寻找适合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案并切实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多地将培训、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与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结合起来。例如，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日益重视职业培训以及农业、医疗和数字领域的能力建设，同时积极推进交通、能源和通信等领域的项目落实。伴随着知识、技能和技术成为项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项目的目标也就从单纯完成项目建设，转向构建一种能够在项目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的能力。
由此，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未来的发展并不是简单从这样一个问题出发：有多少钱可以用来扶贫？而应从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开始思考：如何建设一种经济体系，使贫困人口能够获得稳定的工作、优质的教育、基本而有保障的医疗、通往市场的道路以及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贫困并非某种地理宿命，但它也不是靠口号或短期援助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贫困不只是个人能力或努力的问题，而是由经济、社会和制度结构共同造成的。只要一个国家拥有长期发展愿景，具备有效执行能力的制度，愿意不断试验和纠偏，并真正相信贫困人口不仅仅是发展的受益者，也应当成为发展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贫困局面就是可以改变的。
中国减贫不只是一则写在著作中的国家成功故事，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项揭示一个国家如何引导社会从“生存”问题走向“发展”问题的实践，也是一项展示如何将摆脱贫困从解决收入不足的问题，转变为破解生产、机会、基础设施以及进入市场能力等方面失衡问题的实践。正因如此，中国减贫经验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不是因为其提供了一套可以照搬的现成方案，而是提供了一种可以适应各国国情的发展逻辑。只有当减贫从单纯弥补贫困者的不足转变为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时，贫困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而持久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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