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一直被视为研究“外部性”与“负外部性”问题的经典案例，其遭遇也和大多数外部性案例一样，始终被各种左右为难困扰着。

　　1890年，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

　　然而，外部性的反面——负外部性很快浮出水面。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同事阿瑟·庇古将目光投向了“外部不经济”的现象——工厂排放的污染物损害了周边居民的健康，但这种损害并未反映在工厂的生产成本中。

　　庇古的解决方案在理论上非常自洽：如果企业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都会被征收等同于社会成本的税，市场就能自动将排放量调整到社会最优水平。

　　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要征收“庇古税”，必须知道社会成本是多少。这需要知道气候变化的损害函数、折现率、未来技术的演变路径——而这些偏偏都是人类尚未彻底搞清楚的领域。

　　196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

　　科斯定理同样简洁，但具体到操作层面却遭遇了三重挑战：初始碳配额如何分配、实际交易成本远高于零、环境作为一种全球公共品的“产权”无法清晰界定。

　　进入21世纪，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箱找到一个“最优解”。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开发“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将经济增长、碳排放、气候变化和经济损害纳入一个统一的动态框架。诺德豪斯的工作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最高成就，但也暴露了其根本局限——模型的结果对折现率极度敏感，而气候系统本身存在不可逆的临界点和非线性反馈。这种不确定性让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政策建议失去了扎实的科学基础。

　　这便是硅谷知名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踏入的战场——这位风险投资家，带着他那个发端于企业管理，名叫“目标与关键成果法”的工具箱，试图回答一个经济学家们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的问题：如何让经济活动的主体，承担其行为的全部成本？

　　在

　　杜尔在本书结语中写道：“如果无法测量重要的指标，就没有确定的方法去往我们需要到达的地方。”这句话看似平淡，却暗藏锋芒。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测量密不可分。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到西蒙·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核算，经济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测量体系的演进史。杜尔的解决方案，本质上就是试图建立一套“气候版”的测量体系。他不仅对全球排放

　　杜尔的方案则更趋近于“可测量的制度变迁”路径——通过设定可追踪的关键结果，将减排从一个“外部性问题”转化为一个“管理问题”。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它既不依赖对社会成本的精确计算，也不依赖对交易成本的理想假设，只要能够进行持续、透明、可验证的测量即可。

　　在杜尔看来，当每个国家、每个行业、每个企业的排放都被实时测量和公开追踪时，减排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市场自然会奖励那些在关键结果上取得进展的公司，惩罚那些落后的公司。